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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叔同人格魅力的精神特质(下)
2018年05月20日 20:11 [来源]嘉兴日报(平湖版) [我要投稿]

  律己,是李叔同人格升华的修行之道

  戒律是拿来律己的,不是拿来律人的。这是弘一法师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仅这样说,而且是时时刻刻这样做,他将律己作为自己人格升华的修行之道。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礼了悟法师为师,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转身为弘一法师后,笃志念佛,持戒谨严,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精研南山律学。1931年农历二月十五,法师在上虞法界寺之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究研,南山钞疏,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廿四春秋,大师三衣一钵行脚天下,以戒为师弘扬佛法,其撰写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被收录大藏经中,重续在中国湮灭了八百年的佛教律宗,成为南山律第十一代世祖。

  《四分律》说:毗尼藏者,是佛法寿命。毗尼若住,佛法亦住。《遗教经》又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是汝大事,如我住世,无有异也。弘一法师认为,佛教虽然宗派甚多,但不管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律学是一切宗派必修的共同科目。戒律是佛法之生命,是诸佛之本源,就如一个国家要有国法,一个家族要有家规,一个单位要有制度那样,如果没有了戒律,那么,世界将失去光明,佛教也将不成为佛教。刚出家的弘一法师曾收到一位在北京的朋友来信,对方带着不把僧人当人看的不屑口吻问他为什么不要做人,却要出家去做和尚。又看到社会上有的僧人信仰不坚,自律不严,品行不高,修行不够,混饭撞钟者有之,趋炎附势辈不少,被俗家人轻慢鄙视,甚至讥讽,他有感于僧界之所以为世所诟病者,皆以不守戒律之故,为严肃佛门德行,宣扬佛法的威仪,便发愿毕其一生以戒为师,弘扬律学,振兴戒律。

  戒律,是对身口意三业的约束和规范,贵在坚持,重在实践。弘一法师以律己来实践他对身口意三业的净化。1923年,他自温州到杭州,曾借用温州庆福寺碗筷一副,以备路途中用。法师持戒精严,凡属公物,虽一毫而莫取。到了杭州后,立即托林赞华居士将所借碗筷带还给庆福寺,不敢拖延。1937年夏天,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派梦参法师带着邀请函去厦门万石岩请弘一法师前往湛山寺安居讲律。弘一提出接待要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并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临行时,叶恭绰将他乘坐航船的时间通知了倓虚法师,让湛山寺派人去迎接。弘一法师得知后便改乘他船,以避迎请。到了湛山寺后,倓虚法师知道弘一持戒甚严,就没准备什么好菜,用餐时只给做了四个普通的菜送去,弘一却一个菜也没吃;第二次准备了次一点,还是没动;第三次只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只送去一个标准最低的菜,弘一问端饭的侍者,是不是僧众都吃这个菜,如果是的话他才吃,若不是,他还是不吃。在弘一法师的素菜之中,菜心、冬笋、香菇等都是不吃的,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所以寺里的僧众也只好顺了他的愿。

  待人以春风,对己以秋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弘一法师的律己之道。他平时的持戒,就是以律己为要。口里从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长短。就是他的学僧,如果有犯戒做错了事,大师也不会拿着戒律去律他。因为大师知道,嗔是失佛法之根本,坠恶道之因缘,法乐之冤家,善心之大贼,所以弘一从不因此而生对方的气,而是一味地慈悲和律己。一方面,对他人慈悲、关怀,总是包容、原谅、接受别人的过失,对方越不好,就越不忍心讲,不愿意去伤害对方;另一方面,对己律严,揽过自责,责备自己没有教育好,深自惭愧。要说批评,弘一法师倒是有一个“批评人”的方法,就是自己不吃饭。他的不吃饭并不是存心与人怄气,而是在替那做错事的人忏悔,是借事磨心。所以跟他常在一起的人,知道他的脾气,每逢他不吃饭时,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做错事或说错话了,赶紧反省,找出错误,马上改正。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你什么时候把错改正了,他才吃饭。至于你的错处,他一句也不说,而让你自己去说。弘一常说:如果用戒律去“律人”,而不是去“律己”,那就失去了戒律的意义。

  弘一法师出家前是一代文艺大师,名重南北,桃李天下;出家后,慕名求见者依旧接踵,献金供养者摩肩,但他一向不受人施舍,潜心修律,放下一切名闻利养,了绝所有与修道无益之俗缘酬应,以大道心律己,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弘一法师曾写有《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就闭关修行对性常法师进行开示——

  在闭关时宜注意者如下:不可闲谈,不晤客人,不通信(有十分要事,写一纸条交与护关者)。凡一切事,尽可俟出关后再料理也,时机难得,光阴可贵,念之!念之!

  弘一法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有一次,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寺主寂山法师觉得地方长官来见,当行方便之门,不见不妥,便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认为修行是生死大事,闭关期间出关会客,无益于学法修行,便坚意婉拒。

  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时,当时的市长沈鸿烈知道后也慕名拜访。弘一以为这种官场上名闻利养的应酬与修行无甚相关,也托词予以拒绝。此后,沈市长又设斋宴去函邀请弘一,弘一则派人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宋惟正禅师辞谢朝贵优礼宴请的一首诗偈:“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种一心向佛,不趋炎附势,不攀结权贵,不做应酬和尚的清风亮节,着实让人钦佩。

  修行需要外缘和内因的和合,两者不可或缺,外缘是条件,内因是基础。除了种种殊胜的外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勇猛精进的内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内因基础,再殊胜的外缘也是枉然。所以,弘一法师尤其注重自力内因的修行。观察弘一法师的律己风范,我们可以体悟到他的律己是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在宏观上,是以戒律为准绳,依教奉行,以戒为师;在律己的具体实践上,则以“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学、省、改”“虚心、慎独、宽厚、吃亏、寡言、不说人过、不文己过、不覆己过、闻谤不辩、不嗔”等方法为修行之法道,律己之功课,指导自己的行住坐卧,并以著述的形式对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予以分析、归纳,使之系统化,从而上升至理论的高度,然后反过来用理论再去指导自己及僧众的修行律己实践。这些思想我们在他的《改过实验谈》、《改习惯》、《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最后之忏悔》、《律学要略》、《佛法学习初步》、《佛教之简易修持法》、《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等著述中都可看到。如1933年春节期间弘一法师在厦门中山公园的妙释寺为念佛会讲律,就如何律己谈了自己的修行体会,他认为律己之法在“学、省、改”,首先须勤学多读,多习《格言联璧》等儒佛诸书,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品行修养,进而使自己辨善恶,明是非,打好学佛根基;第二步是反省思悟,学而后知不足,既知不足,当每日三省吾身,并自我观照之,所言、所行、所举、所止,详细思之,是善是恶?是对是错?第三步,经过反省,找出错在哪里,然后念佛忏悔,知错即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此种种,言之凿凿,意之切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弘一法师戒行庄严、严以律己的崇行嘉迹,这些讲律内容后来整理编入《改过实验谈》。1929年10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厦门时,在南普陀之闽南佛学院曾撰书《悲智颂》,勉励诸学僧勤修戒定慧三学——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著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

  这些谆谆教导慈悲开示都成为后世同修之学律指南。

  在出家的24年里,弘一法师黄卷青灯,晨钟暮鼓,始终保持着“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的清规戒律,一肩梵典,两袖清风,三件衲衣,为弘佛法,云游苦行。他将挚友和弟子布施供养的净资,都用于刊印经卷等礼佛诸事。1941年,上海刘传声居士听说闽南丛林缺粮,恐法师道粮不足,便托人给法师捎去千元以供养之,弘一法师慨然以辞。夏丏尊曾赠美国产的白金水晶眼镜给弘一,他也将此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500元给寺院购买斋粮,而他自己却淡泊无求。他那双泛黄的布鞋穿了二十来年,还是1920年在杭州的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的;他1911年买的一把雨伞,一用就是30年;他的衣服、被子都是出家前置办的,补了又补,是真真正正的百衲衣;若有人送给他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他都转送给别人,他说,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自己福气很薄,无福消受。刘质平在弘一法师五十寿辰时,曾细数过他蚊帐上的破洞,有用布补的,有用纸糊的,形形色色,有二百多处。刘质平要给他换,可法师坚决不许。他说即使有破烂的地方,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

  弘一法师常说:“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愿以我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 1925年,弘一法师在宁波七塔寺挂搭,夏丏尊得知后去看望他,只见他和四五十个和尚挤在一起睡,铺盖是用破席子包着的,一条薄旧的被子把衣服卷起来作枕头。夏丏尊邀他去上虞白马湖小住,见他的毛巾又黑又破便对他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他说:“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吃饭时,又告诉夏丏尊只许备简单的素菜,夏丏尊说:“咸菜太咸了!”弘一法师回答道:“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饭后,夏丏尊看他喝着白开水,便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白开水?”他笑着说:“好的!淡的也有淡的味道。”在弘一法师看来,什么都是好的,破衣服是好的,破蚊帐是好的,破席子是好的,破毛巾是好的,咸菜是好的,白开水也是好的,这世间竟没有不好的。

  弘一法师为何有此常人无法企及的化人境界呢?因为他贪嗔痴的欲火已经熄灭,诸苦之根源的无明已经消灭,因为他心中有正觉,他已然将戒定慧融为一体。所以,弘一法师的律己,不是苦行,不是难行,而是能行,而是极乐。他的律己是学习之自觉,反省之深刻,改过之彻底的律己;他的律己是不断实现人格品质升华完善的学、省、改的过程;他是在借律己之事来磨炼自己的心,他的律己已彻底挣脱了世间种种名闻利养的桎梏,是完全摆脱了尘世之累的无上清凉。他的这种对于信仰追求的虔敬之心、律己之心,岂是一般人所能比及。郁达夫曾对弘一法师有这样的评价——

  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

  大爱,是李叔同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

  李叔同的爱国、爱教、爱众生的大爱精神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在其一生中一以贯之。

  他的爱国思想在出家以前的艺术创作中早已有充分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祖国歌》、《大中华》、《我的国》、《运动会歌》等歌曲,及《留别祖国》、《满江红》和收编在《辛丑北征泪墨》中那些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慷慨豪情和激扬文字。

  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在那一年,李叔同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故地满目疮痍,悲情满怀的李叔同发出了“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锵锵声音,将《遇风愁不成寐》、《夜泊塘沽》等十首感时之作辑入自编集《辛丑北征泪墨》出版,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表达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李叔同以歌颂祖国为鲜明主题的爱国歌曲主要创作有四首。有在上海创办沪学会,办补习班时所作的《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1906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并发表在《音乐小杂志》上的《我的国》——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他创作了《大中华》——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猗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万岁!万岁!万岁!

  还有1912年发表在《南社丛刊》第五集上歌颂辛亥革命的《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这些歌,既有唱颂祖国悠久历史、大好河山,也有赞美爱国志士献身革命,还有讴歌自由、宣扬光明,在当时流传甚广,被全国各地学校纷纷用作教材。丰子恺回忆儿时就是唱着《祖国歌》上街游行,激情澎湃。当时的丰子恺虽然并不知道《祖国歌》的作者是何许人,但歌曲中传递的爱国思想,却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一生也不曾忘却,这就是艺术化人的力量。正是这些催人奋进的歌声,穿越黑暗,传递着中华儿女发愤图强的勃勃雄心,弘扬了民族正气,激发了爱国热情,昂扬了人们的斗志,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光辉,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这些开拓和实践,也引领了后来的爱国歌曲创作潮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李叔同除了用他的文艺创作来传播爱国思想,还身体力行,实践着他的爱国理想。他在浙一师任教期间,正值西方列强对中国大肆实行经济侵略之际。为振兴民族经济,有识之士发起国货运动,爱国师生纷纷响应。劝用国货,抵制洋货,成为时代风气,为人师表的李叔同率先垂范,告别了西装洋服,换上了灰色云章布的粗布袍子,穿起了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铜线边眼镜。李叔同把用国货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出家后还始终沿袭不替,几十年不曾有变。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中回忆道——

  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用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他这才受了。

  可见,无论在俗在僧,无论是李叔同还是弘一法师,他的爱国热情不曾有减。尤其是抗战时期,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的民族气节,凛然可见;他的爱国之志,更是老而弥坚。

  弘一大师常讲: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他认为,念佛的人要常抱积极之大悲心,看到哪里有苦难,就要赶快冲向哪里去救苦救难。念佛的人虽然内心清净,厌离娑婆,不执着人间,但是要空而不空。既要空,空是无我,把自己奉献给众生,愿众生早成佛道;又要不空,不空是关心人间,不忘世间苦难的人,努力去做利益众生之种种救世事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不是仅仅停留在世俗所谓的私情上面,他的爱是一种超越,他超越了自我,他把感情和爱提升到了佛教讲的慈悲心,也就是平等的大爱,以无碍眼平等视众生,他丢掉私情,将小爱转化为无私的大爱,去爱一切众生,慈悲度众生。他经常告诉僧众,念佛的人也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要关心社会,关心国家。1937年5月,厦门市准备举办第一届运动会。因为弘一大师是音乐界的前辈名家,会前,筹委会决定函请他为运动会会歌谱曲。大师慨然应允。当时的中国,日本侵占东三省,杀我同胞、掠我财富,并阴谋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弘一大师将此次会歌创作作为他救国弘法的殊胜因缘,借歌曲之声呼吁众生团结奋强,抵抗外侮,收复失土,保卫家国——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弘一大师把一首运动会的会歌,谱成了一曲同仇敌忾、荡气回肠的抗日救国的战斗号角。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弘法期间,写下“殉教”横幅,并作题记:“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真是爱国之心不泯,护教之志尤坚,爱教、护教、殉教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10月下旬,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他内避,他坚决不从,说为护法不怕炮弹。他在危城厦门给李芳远的信中写道——

  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也说:“厦门近日情形,仁者当已知之。他方有谆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在给蔡冠洛的信中又说:“时事未平静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教,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这种爱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闻者为之动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用他悲智具足的智慧,开示众人,宣传救国思想。弘一大师认为,佛是一种觉悟,是一种智慧。只有觉悟了真理,无我了,才能够置自己生命于度外,才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有了彻底的无我,才会有真牺牲、才能有真救世,才能有真伟大,所以,救国必须念佛。当时凡有求他写字者,弘一辄报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字幅,宣传救国思想。他在温陵挂锡时还教育众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他号召僧众:“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份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本是国民天职,佛教徒概莫能外。”具足大悲心的弘一法师虽超尘脱俗,身处这乱世之中,却依旧念念不忘众生的苦难,在他的倡导和号召下,当地的僧众团结起来,组织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并聘请医师来寺教导医护知识,训练包扎技术,救死扶伤,战时的救护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弘一法师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用宗教的虔诚与献身精神来实现爱国救世,让爱国与佛法彼此相互契合,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其爱国护教的拳拳之心,临危不惧的爱国精神,大慈大悲的高尚情操,令人敬佩赞叹之至。

  弘一法师爱祖国如此,而且,他把爱推而广之,对人,对非人,对众生亦是如此,平等慈视众生,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没有一点点的我执我见,时时刻刻以拔除众生的痛苦为己任。刘质平是李叔同在浙一师时的学生,是其音乐艺术的得意传人。刘质平出身贫寒,留学日本期间,家里无力支付其留学费用。李叔同知道后,马上给刘质平写信,决意以自己的薪水资助他完成学业。直到临出家时,李叔同还在考虑自己出家后如何解决学生的学费问题,为学生筹借学资奔波。为了让学生在日本能安心学习,不因学费之事而分心,李叔同给刘质平去信写道——

  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

  爱生如此,刘质平怎能不发出“我和李先生,不是父子,却情胜父子”的感慨之言呢,对于李叔同身上放射出来的爱的光芒,丰子恺的评价可以说是肺腑之言了:“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对非人,弘一法师表现出同样的爱心。有一次,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结夏安居时,寺中的一条小黄狗病重,弘一法师便约了弘祥等法师一起为小狗念佛超度,直至最后安然死去,并将其葬于青龙山下,事后又为小狗写了超度日记,悲悯之情,由此可见。1939年4月17日至1940年11月8日,弘一法师在永春普济寺静心修持,掩关治律,历时572天。当时普济寺老鼠为患,室内的经书、衣服甚至佛像的手足常被老鼠噬咬,闹得昼夜不宁。弘一法师以慈悲心视想返照,体悟诸鼠无食之苦,便以米饭饲鼠,每日两次,并以敲钟通知老鼠“开饭”,而且还为老鼠发愿回向,希望它们早得人生。如此积以时日,老鼠再也不咬损寺中诸物,人鼠相安无事,弘一法师为此曾写下一篇《饲鼠免鼠患之经验谈》。弘一法师晚上也极少点灯,为的是怕伤着蛾虫,1935年5月他在给《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中写道:“黄昏后专念佛。晚间可以不点灯,唯佛前供琉璃灯可耳。”弘一法师“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嘉行在僧界成为美谈。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一本历时最久、发行量最大的画册,这便是由弘一法师题词、丰子恺作画的《护生画集》。这本画册诗书画合一,用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以画说法,反对杀生,提倡众生平等,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在编绘《护生画集》时有这样一则小故事:1928年农历11月的一天,弘一法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关在笼子里即将被宰杀的老鸭,便起了大慈悲心,以高于市价的钱赎买老鸭,养于院中。事后,弘一法师还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录《护生画集》,并为此画题词:“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弘一大师认为,一切众生应是同体的,无差别的,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众生和谐相处、仁爱和平才是真正的目的,体现了大师“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以慈悲心利益众生的大爱之心和菩萨情怀。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我们看到,他的追求、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的理想都可以改变,可始终无法改变的是他对祖国、对众生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浓浓的情。如果我们对弘一大师的这种精神加以总结概括的话,我以为,这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就是无我的精神!这就是空而不空的精神!这就是大爱的精神!

  结语

  朱光潜先生这样评价弘一法师:“我国当代我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我们纪念弘一大师,就是要纪念他的这种人格精神,这种认真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律己的精神和大爱的精神,学习他为社会、为国家、为众生奉献自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慈悲精神,“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求索精神。正是他的这些人格精神特质,造就了李叔同身后那轮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之光,也成就了李叔同人格魅力中最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至善至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认真是做好每一件事的前提和基础,是克服困难的有力法宝;律己是法制社会的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大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生存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试想,如果以李叔同这些闪耀着智慧和慈悲光芒的精神特质作为人生、人性的坐标和标准去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人人都以一颗大爱的慈悲心,用认真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彼此都以律己的操行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创新的精神去开拓进取,勇猛精进;那么,这个社会能不是一个天下和美、众生和合、家庭和睦、人气和顺、天地人和的极乐净土吗?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又何愁不能成呢?所以,学习和弘扬李叔同认真、创新、律己、大爱的人格精神,不仅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高尚情操,而且还可以启迪众生的智慧,圆满悲智功德。这对当下倡导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对造福社会、教化善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无疑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王维军

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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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一家三人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占到便宜”结果却被民警拦下,到底为何?
平湖发布台风黄色预警、Ⅲ级应急响应……这个七夕要泡汤
愁人!明明体重不重,为什么肚子却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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